作者：文魯彬／黃詠梅整理
故事可以從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七日說起。
當時我已卸任環評委員三個多月，但還是常到環保署開會。那天出席台塑大煉鋼廠開發案的環評會議，為了白海豚的話題，我們與雲林縣議長蘇金煌等人起了口角，他們喊著：「那裡沒有白海豚。」一面跳到桌子上，會議主席完全沒有任何作為，我被激怒了，於是也跟著跳到桌子上與他們對峙，場面一陣混亂，終於恢復會議的時候，我起身想要喝水，蘇金煌便尾隨我至茶水間內，突然地毆打我，開發單位經理就站在他身後。
赤裸裸的身體暴力發生在一個像「環保署」這樣的政府機關裡，讓我受到很大的震撼，雖然茶水間內有環保署工作人員目擊了整個過程，所以我沒有受到很嚴重的身體傷害，但當我要求環保署的正風官員協助我逮捕現行犯，他們拒絕；我表達我想要報案，他們則要我自行去警察局。後來我控告蘇金煌傷害罪名，蘇的弟弟也以我在會場內與他們跳桌子對峙的行為，告我公然侮辱與傷害，幸好會場內許多攝影機都證實我並沒有觸碰到他的身體。蘇金煌毆打我的案子從一審判決，到上訴至高等法院時，正式確定為六個月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，在訴訟過程中，我只要求前科累累的他登報承認暴力犯行，並且公開承諾再也不會為了環境與開發的議題而使用暴力，法院沒有採納。而他弟弟控告我的案件，我問檢察官對方「證據」明顯造假，為甚麼不追蹤誣告？檢察官竟回答：「這是你們環保人士難免會遇到的風險啦！」
這起事件當時在一些環保或社運團體的報導或轉述中，被稱為「環評史上最黑暗的一日」，但是整個過程對我最重要的意義卻在使我明白：社會運動無法有效對抗官商勾結的惡勢力，台灣無法單靠「運動」達到正義。比方說當所有的證據都顯示我沒有踢打蘇金煌的弟弟，但我不敢反控他誣告，只因為前雲林縣長張榮味的焚化爐貪瀆弊案，在一審宣判有期徒刑十四年加上褫奪公權七年的情形之下，到了二審法院卻變成無罪，這在我心中種下對於台灣司法體制的嚴重不信任感。我反覆思考這種無法信任體系的心情，以及所受的暴力對待，便無法不想到：在台灣社會的眼光裡，我是個來自「第一世界」的「外國人」（雖然當時我已歸化中華民國四年），我是律師、擔任過環評委員，而我尚且要受到這般的暴力威脅，並承受一個傲慢的官方體系所加諸的無力感，那麼一個台灣社會中生活的普通市民，他必須承受體制所加諸的暴力，又會是怎樣的處境？於是，我開始思考台灣環境與社會運動「政治化」的必要性，同時更積極地支持綠黨。
一九七七年、我大學畢業沒多久就來到了台灣，當時因為在學校主修漢學、修習中文並且深愛漢字，就來到了這「中華文化最後的堡壘」。光是到處可見漢字便覺得興奮不已，更深深愛上這塊土地上的人──台灣人友善、熱情、純樸而且好客。那時還戒嚴，很多人都把我當成好聊心事的對象──反正跟外國人談天，就算抱怨政治或社會問題也不會惹麻煩。那時的台灣，是一個還不像今天這麼高度商業化、都市化的台灣，街頭巷尾仍然有很多的矸仔店，也沒有大型連鎖企業。但在我與台灣共度的這些年來，卻感到台灣學美國學得太多了，而這也造成對台灣社會深深的傷害──無論是就經濟環境、自然生態或者政治結構而言。
台灣的經濟發展喜歡以美國做為標的，將其掠奪式的耗費當成社會富強的表徵，這種對消費習慣的模仿犧牲掉了許多本來美好的現象，使得台灣也變成了一個跨國企業盤踞、速食文化充斥，而對土地越來越不存敬重的地方；台灣的「兩黨」政治也與美國社會如出一轍，儘管歷史過程的內容不同，但是他們都以看似敵對的姿態、在施政的內容上主張完全相同的事情，以企業結合政府共同犧牲人民利益，他們在媒體上每天相互攻擊、操作人民彼此之間的仇恨，卻不觸碰人民生活的實質問題。民眾只忙著恨，當然沒有心思監督、議政。
這樣失靈的、恐懼的政治，容易使人民沒有希望、對政治感到厭煩──這就是我認為綠黨在台灣社會，參政，最重要的意義。綠黨提供的是一個「超越希望」的政治，不只因為綠黨的「綠」是樹葉綠、生機盎然的綠──換言之，不只是因為綠黨比較「環保」，也因為綠黨的「環保」是多面向的，他不只保護生態、還保護我們的政治與社會環境，透過這樣多元的環保，綠黨提供民眾充分參政的機會。讓政治直接面對我們的生活、面對我們每一個人生命處境的問題，因為他從生活的命題出發，讓人民有所選擇、有個「超越希望」的政治選擇。
我體驗過美國社會、美式生活方式的失敗，我認為台灣可以有別的選項，一個崇尚消費的社會不會帶來多元價值、反而會因資本無限擴張而消滅多元，一個為了競爭而競爭的兩黨輪替，也不會帶給社會更好、更誠實的政治品質，反而容易將人民彼此敵視的激情轉為一種矇騙社會的手段，讓民眾的政治參與逐漸退縮，使我們的民主變成空殼子：投票，會取代民主。
從這個角度思考，「綠黨」就是我們要跳脫如今的政治框架與社會困境，唯一的、也是最好的出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