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場座談，邀請伴侶盟常務理事王棠祺分享「誰怕同性戀？--恐同者克服不了的恐懼」，棠祺先從恐懼症(phobia)的病徵、同性戀恐懼症(homophobia)的定義及恐同成因談起。
接著談古代西方文化(如：古埃及、古印度、古代非洲北部的迦太基、多利安人、北歐的諾曼人、美索不達米亞、巴比倫、亞馬文明、古希臘)與現代部落文化(如：北非的斯旺人、太平洋西南部馬來群島、新幾內亞的尚比亞文化)，均有同性戀的記載。而亞里斯多德主張：「最完美的友誼和愛情大多產生於男人之間」，柏拉圖亦認為「神聖之愛」只存在於男人之間。也就是說，「被正面看待的同性戀」，一直存在於人類的歷史與文化之中。
然而「遭受迫害的同性戀」，亦存於歷史之中。同性戀自西元4世紀起，被列為非法行為；中世紀遭受嚴重迫害；工業革命以後，對同性戀的譴責從宗教轉移到世俗； 19世紀，英國法律仍嚴厲對待同性戀，著名詩人、劇作家王爾德因同性性行為，被判刑2年；
歐美將同性性傾向當作罪惡和違法；上個世紀，德國刑法仍禁止男同性戀性行為。30年代經濟大蕭條，對同性戀敵意日益嚴重。50年代，同性戀被列在美國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（DSM-II）社會病態人格疾患；1962年將同性戀視為「親子關係受創」導致的精神疾病；1969年美國發生石牆事件，警方進入同性戀酒吧逮捕同志，引發示威衝突；為紀念該事件，1970年美國紐約舉辦第一屆同志驕傲大遊行(Gay Pride Parade)。
時至當代，神權統治的烏干達，制定反同性戀法案，最重可處死刑，變相鼓勵人們反同；2013年俄羅斯通過反同法案，同志遭到暴力對待。讓人看見，透過國家法律制度，將對他人無害的同性性行為視為犯罪，所引發的歧視、迫害現象。
反觀台灣的同志處境呢？由於台灣在1986年，白先勇的同志小說《孽子》改編成電影上映以前，同志議題在戒嚴時期仍是無從說起、無從討論的境遇。許多人對於同志的認識，都是從媒體開始。
因此從媒體報導分析來看同志在台灣早期遇到的困境：將同志和愛滋不當連結，或妖魔化同志示愛方式。而對性少數的不瞭解，產生許多歧視和壓迫的案例：2000年性別氣質陰柔的學生葉永鋕，長期遭同學罷淩，導致只敢在上課時間上廁所，卻被發現於洗手間意外死亡；2002年一直以女性身分生活的男子，在改為女性化的名字蔡雅婷後，想以符合自我認同的女性裝扮照片更新身分證，遭戶政機關拒絕，四處陳情無效，一年多後撞火車自殺，身上仍帶著未能如願更新的身分證；2005年男同志在宜蘭蜜月灣接吻遭民眾丟石頭攻擊；2011年常被同學嘲笑娘娘腔的蘆洲鷺江國中學生楊允承跳樓自殺。當社會缺乏尊重差異的多元包容，就有許多人默默承受歧視的壓迫。
〈補充：這些社會新聞所描述的同志處境，並沒有隨著時間流逝而好轉。2012年，伴侶盟正式推出多元成家草案，引起社會大眾熱烈討論，2013年將婚姻平權法案送進立法院，社會上的恐同情節更加白熱化。同志處境從過往在檯面下隱晦的壓迫，轉為檯面上的直接暴力。去年1130護家盟走上街頭，公然散布大量的歧視性言論，並在現場用人牆限制「支持同性婚姻」者(包括同志及非同志)的行動自由、甚至推倒不同意見者。如此違反人權、傷害同志的舉動，在在都令同志族群對於其社會上的定位感到困惑與悲傷。
伴侶盟因應恐同情勢所做的反制活動，包括去年1130婚姻平權排字活動、今年517反恐同出櫃、十月五日彩虹圍城、針對立院112名立委舉辦的「恐同鎖，平權鑰」等等，正是為了讓大家正視性傾向歧視，讓大家看見同志在現今仍受到許多言語、肢體、制度的暴力對待。而反對因性傾向非異性戀者即不得進入婚姻制度，正是出於恐同意識。認為同志不能享有和異性戀相同權利，認為婚姻制度、收養制度只能由異性戀者獨尊，正是出自於對同志的歧視、刻意壓迫及次等化。〉
有關同志收養，講者棠祺提到：影響兒童能否養成健全人格的，是有無足夠的愛，而非父母的性傾向。想起探討同志收養的電影《愛回來》，描述一個男同志家庭為吸毒坐牢的鄰居照顧唐氏症孩子，並為爭取收養進行司法程序，最後爭取失敗，孩子回到缺乏照顧的環境，意外死亡。
反同者常用的另一個歧視理由，是認為同志無法生育，所以不能結婚，否則會減少人口。然而同志可以結婚，並不會改變異性戀者的性向和生育的意願；以生育能力做為能否結婚的理由，其實是歧視不孕症；而同志僅是性傾向不同，並未喪失生殖功能，且同志一定是在有計畫的狀況下，生出下一代，不似異性戀者可能因意外懷孕，造成棄嬰問題。
〈補充：要消除社會仍存在的恐同現象，從文化、宗教或習慣上改變長久以來對於同志的刻板印象，是比改變法律制度還要更加棘手的漫漫長路。因此，先從法律制度上消弭歧視，才能進一步地帶動社會大眾有意識地改變恐同心態。讓法律得以保障LGBTQ族群享有和異性戀者相同的權利，才能逐一減緩恐同現象的產生。而制度性保障的重要，也在LGBTQ族群面對現實生活的困境時能有一線生機。
許多同志伴侶因為沒有法律保障其身分關係，導致在面對生離死別時，所牽涉到的權益包括財產權、醫療同意/探視權、子女監護權、繼承權、居留權等等不斷地產生悲劇，每一個真實故事都令人聞之心酸。法律制度絕對能作為性少數者最堅固的後盾之一，因為法律本身部分的功能即是為了保障少數人的權利。假使性少數者能夠在法律裡被看見其位置，才有可能最終在社會上被看見並予以同等對待。〉
座談後的討論時間，來自日本的聽眾表示：日本關注同志運動的人很少，不可能有像台灣這樣6.5萬人遊行，也幾乎沒人在討論同志婚姻權，對台灣能探討這些議題感到羨慕。有聽眾詢問：為何不先推同居法，再推同志婚姻法，用漸進式的方式，讓社會大眾接受？講者棠祺表示：伴侶盟推1.婚姻平權、2.伴侶制度、3.家屬制度，三套法案，目前通過一讀的是關於「婚姻平權」的民法修正案。
伴侶盟理事長許秀雯律師則補充：伴侶盟多元成家三套法案在尋求立委連署支持時，「婚姻平權」法案獲得較多立委支持，另外兩案都沒有足額的支持委員，因此無法成為進入立院的正式提案；許律師也強調各國的法制化歷程很不一樣，例如法國先推伴侶制，再推同性婚姻，法國伴侶制是不分同性、異性戀都可以使用的制度。西班牙則是直接推同性婚姻。
